张经浩先生在“主次颠倒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一文中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认为“翻译理论界把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丢到一边，津津乐道外国翻译理论，主次颠倒”，“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应回归以研究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为主、外国理论为辅的正道上”。但笔者对张先生的许多想法难以苟同，故在此发表一已之见，求教于张先后及译界同行。

　　张先生为了说明目前“主次颠倒”的研究状态，针对《中国翻译》2005年发表进行统计，得出理论界厚外薄中的结论，即中国翻译研究只占30.84%,而外国翻译理论与研究占69.16%。这个数据的确耐人寻味，然而却与笔者平日阅读之印象颇有出入。为此笔者从新翻出该杂志，最后才发现问题所在：原来张先生调查中所用“中国翻译研究”概念并非本人理解的“中国翻译研究”。本人认为凡中国人对翻译的思考和研究或与中国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相关的都可以划归此范围，而张先生却认为这样的研究必须“完全脱离外国理论，用中国译家的理论或自己的观点、体会谈中国人的翻译”（见他对《中国翻译》上占30.84%的33篇文章的论述）。这样一来，一切与外国的人或理论沾边的研究，如外国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借鉴上国译论探讨中国翻译实践和中国翻译传统、借鉴西方哲学观或现代语言学理论（因现代语言学发源于西方）探讨翻译问题等等，全被排斥在外了，中国翻译研究和外国翻译研究也成了两个完全绝缘的对立物。

　　本文认为，国外理论的引进对我国当代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套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中西翻译研究以及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译学研究对立起来，不利于译学研究。我国翻译学还应加强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领域的理论建设。